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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李井泉说几句公道话

发布日期:2021-12-01 05:0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把李井泉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者,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。但是宋文彬对此一直有不同看法。本文是根据他平时谈到的对李看法的一些记录整理而成的。

  宋文彬文革前在西南局任农办主任,负责四省、区的农村和农业工作,确实属于李“重用者”之一;但是,宋文彬并非与李始终一致,在“放卫星”、贵州“四清”等等问题上,宋也与李有过一些争论,李对他也有类似“前怕龙,后怕虎,坏事不做,好事做不成”等尖锐批评;而宋与李从无工作之外的交道;他自1952年任地委书记,直到1963年底才被提拔,定级时的级别也一直未动过,并未得李更大“好处”。所以总的说,宋对李既无恩亦无怨,因此他的评价,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客观的。

  当然,由于本文是根据宋生前的谈话记录整理的,又无法由谈话者本人审阅,所以虽然整理者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宋文彬的原意,但亦难免会有疏漏甚至不当之出,这就只能说是“文责自负”了。

  改革开放以后,对李井泉同志的评价,除了组织上已有定论外,干部群众中的看法,基本上以否定的居多,认为此人一贯极左:“”时热衷于浮夸,困难时期为了自己能保官而在四川强行多征购粮食、从而导致了大量非正常死亡;作风霸道,喜欢整人;等等,不一而足之。我个人的看法,这些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,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否定意见;但如果放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,上述看法也不尽客观公正。总的讲,我感到在李井泉同志的问题上,目前还是缺少一些出来讲公道话的人。

  虽然我先在晋绥、后又在四川工作多年,属于李的一个“老部下”,但多数时间我是在地区一级工作,所以对于李井泉的全面情况,不尽然了解。我只能就自己了解的、别人也说得最多的几件事,谈一谈所知道的情况,仅供参考。

  1958年全国范围内的“”,各行各业都在“放卫星”,逐渐形成了一股浮夸风。四川在粮食产量上“放卫星”,当时确实也是比较突出的。报纸上有很多的宣传,而在一段时间里,李井泉同志对此也的确很热心。比如说,当我们(整理者注:当时宋是四川省温江地委,所以这里的“我们”,主要是指站在温江地委角度说话)发现了郫县犀浦乡水稻“亩产万斤田块”有假后,李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个问题时就说了:“不要大惊小怪,这块是假的,再搞一块线年郑州会议后,李对我们下面反映搞400万亩万斤田有困难时,他又批评我们是“怀疑派”。后来,当我们对这种做法感到问题越来越多、顶得也比较厉害时,李又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没指名批评我是“二元论,又想跃进,又不敢跃进,前怕龙,后怕虎,坏事不做,好事做不成”。这一点,我在《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》(下简称《两个问题》)中有一些介绍。

  第一点是:对于“放卫星”,当时大家都热,确实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。同志讲过一段话:“‘’,同志头脑发热,我们不发热?同志、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,陈云同志没有说话。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,不要造成一种印象,别的人都正确,只有一个人犯错误。这不符合事实。中央犯错误,不是一个人负责,是集体负责。”这不是客气话,其实,郑州会议后四川要求搞1000万亩万斤田,就是李井泉陪到贵州视察时打电话来提出要求的,显然这是贯彻小平同志意见。现在我们都认为,同志一贯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,但他当时显然也“热”,这就说明,当时有“热”倾向的人确实是大多数。

  第二点是:李井泉在发现了放卫星的问题后,还是能够改正的。我在《两个问题》中交代温江“放卫星”问题时,说过这样一段话:

  ……我就到省委向李井泉同志汇报。我说:“李政委,你批评我怕,我就是怕,水稻亩产万斤我没搞过,我不敢说行,我也不敢说不行,我们意见今年先搞一百万亩进行试验(一百万亩也是违心的话,实际想取得同意我们不大面积种植,只搞少许田进行试验),成功了明年推广也不迟,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,今年就搞四百万亩,成功了当然好,失败了几百万人没有饭吃,几亿斤粮食调不出去,我就是怕”。李井泉同志考虑相当长时间后说:“你们按你们地委的意见办吧”。我回来向地委常委汇报了上述的情况,大家松了一口气。过了几天,李井泉同志又亲自先后给我打来两次电话,第一次是说,他打电话问陶铸同志了,水稻“二、二、五双龙出海”密植(窝距二寸,行距一行二寸,一行五寸)增产不显著,没有危险性(陶铸同志是广东省委,这个密植办法是从广东来的)。第二次是说,他派闫秀峰同志到郫县搞试点,派刘文珍同志(省委常委,主编省委《上游杂志》)到新繁县搞试点,叫我在温江县搞试点,意即搞对比试验。我没在温江县搞试点。我到郫县红光公社看闫秀峰同志的试点,也没看见他搞“二、二、五双龙出海”密植的瞎指挥,我们地委经过三次提意见最后取得省委李井泉同志同意没执行,避免了大面积大量减产的损失。(整理者注:上述着重号是编者加的。)

  从中可以看出三点:一是,李井泉同志在毛主席发表《党内通讯》后,虽然思想上有一些斗争,但最后还是采取了下面的意见,避免了一些损失。二是,李当时并不仅仅是主观上一意孤行,他还布置了几个试点做比较,要用事实观察是不是可能“放卫星”。顺便说到,李井泉同志在吸取“”的教训后,后来很重视试验田工作,他甚至在省委院子里种了一块试验田,这种做法恐怕各省中也不多见吧?三是,现在的人都喜欢说当时广东的领导(编者注:当时广东是陶铸,当时是广东负责农业的省委书记)比较实事求是,而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,连眼下被说成是最热衷于“放卫星”的李井泉都开始怀疑了,要向陶铸同志了解情况,而广东那边却还在“加温”,还说“密植”没问题。当然,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,“热”李井泉并不是“特例”,而是像说的,是当时全党所共同犯下的错误。顺便说一句:虽然我对“放卫星”有一些抵制,但开始头脑也有过发热的时候,这我在《两个问题》中也有交代,只是我们比较接近基层一些,对真实情况了解得更多一点,所以发现问题比较早一些。

  所以对这个问题要事实求是,要历史地看:李井泉同志开始的确比较“左”,甚至试图压服我们接受“左”的东西;但他对此有一个认识过程,到后来,他并不如大家想象得那么“左”,至少比一些人们现在认为比较能实事求是的人甚至还要谨慎一些。

  (整理者注:现在的人不大清楚“放卫星”这个说法的出处,这是受到1957年苏联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所鼓舞的结果。苏联原来是欧洲一个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,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,不仅取得了单独遏制住了德国法西斯大规模入侵的胜利,而且在一些最先进的科技领域中,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进步,放卫星,以及后来的发射人类第一个宇宙飞船,就是一个实例。受此鼓舞,当时在中国兴起了一股要“超英赶美”的热情。所以不要把“放卫星”简单地看成是某个人的头脑发热,而是一种开始有其原因、后来被放大到不当地步的历史现象。宋文彬对于李井泉的看法,就是放到这一历史过程中去谈的。)

  此事,是四川干部群众中对李井泉同志最反感的一件,所以后来甚至派生出了一个“李井泉用四川几千万人的生命换了一个政治局委员”的说法。现在逐渐有人说得全面客观一些了,“用四川人民的生命换了一个政治局委员”的说法当然也不攻自破了(整理者注:李是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的政治局委员,所以与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无关)。因为此事与温江有一些关系,所以我再多说两件事。

  第一件,是关于温江违反规定借粮的事。1961年夏温江地区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,农民的口粮就没有达到人均每天一斤原粮,但是,如果留够农民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的口粮,就完不成小春征购任务。经地委研究后,我把这个情况向省长李大章同志汇报了,要求让我们少完成一些小春粮食征购任务,多给农民留些口粮。这样做,在当时是违反政策规定的,所以李大章同志当时很为难,不敢表态。后来我们又向省委书记廖志高汇报,他倒是同意我们给农民多留粮的意见,但又说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粮,问我们怎么办?我提出借用库存粮食,廖请示李井泉同志,李同意了。这就少饿死了一些人。“借粮食”这件事,在当时是违反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,如果李真是一个处处极左的人,他在这种事上就应该很极端,就会比李大章更怕违反规定,就会坚决拒绝。但事实却是,他当时没有那样做,而是作出了正确的决定。

  另一件,是调“过头粮”的事。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写文章谈到过,认为四川执行中央调粮决定中,有自己加码调了“过头粮”的问题。客观讲,这个问题确实存在,中央要我们保京、津、沪,四川自然也就会想到首先要保成都、重庆,因为这种严重的事态,在城市的影响要比在农村大得多,后果也可能严重得多。这种做法显然是在牺牲农民,作为一个长期做农村农民工作的老同志,自己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是件极其痛心的事,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也是没有办法的事,是中国到底是发生大乱还是实现稳定的一种很无可奈何的选择。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,省委在成都召开地、市、州委书记会议,议题之一就是小春粮食征购问题。省上提出的讨论文件中给温江地区分配的小春粮食征购任务仍重,完成这个任务农民的口粮又不够人均每天一斤原粮。我根据一九六一年的教训,坚持农民的口粮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安排,要求减少小春粮食征购任务,或者是说小春粮食征购任务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,尚差部分在大春粮食征购中一起完成,使我们喘一口气。省上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,发生争论,我发脾气了。我说: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再不解决,继续垮下去,不仅自己没有饭吃,也保不了成都市,我负不起这个责任。成都市委廖井丹同志和绵阳地委李林枝同志,都支持我的意见。中午,李井泉同志叫我谈话,问我:你上午发脾气了?我说:发了。他做我的工作说:不要发脾气,心平气和地说。我说:好么。下午,由两位副省长、省财委、省粮食厅的几位负责同志集体给我谈话,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,同意了我们地委的意见,解决了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。按照一些同志对李井泉的“霸道作风”的描述,对于一个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敢于“顶”省委的地委书记,是断然不能被放过的,更不要说还要耐心地做工作了。

  上面两件事说明,尽管在四川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粮食问题及后来的调“过头粮”问题上,李井泉同志和当时的四川省委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(当然我们这些干部也是有自己的责任的),但并不像一些同志后来说的那样,他只知道一概地“迎合上面”,“不顾四川人民死活”。他当时还是了解实际情况的严重性的,对于下面的正确意见,他还是能够吸收、并作出正确选择的;在可能的情况下,也避免了一些损失。这样说,可能稍微客观公正一些。

  四川一部分干部中怨气很大的一件事,就是认为李井泉重用他从晋绥带来、后来他当川西区党委书记时的一批干部,压制川东来自二野的干部,特别是四川地下党的干部最受歧视。

  诚然,干部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由于历史的原因,我们党内部确实存在着“山头主义”,一些领导同志喜欢用自己熟悉的干部。但是说李井泉重用晋绥干部,排斥打击二野的干部和四川地下党干部,我个人认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。因为这里有干部来源、历史渊源等方面的一些复杂因素。就来源讲,四川干部主要来自四个方面:一是随贺龙同志所部一野十八兵团南下的“晋绥干部”,最初主要分布在川西、川北一带。二是随二野从川东打进四川的干部,主要分布在川东、川南一带。三是四川地下党干部,其中又分成都和重庆两块。第四,还有一批,就是四川作为后方基地,多年中陆续由国家从中央和各地不断抽调的干部(省级干部中有段君毅、徐弛、刘希尧、何郝炬等),所以对干部任用问题的观察角度就自然比较复杂一些,稍微有点矛盾,就会觉得自己那批人“吃亏”了。就历史而言,四川干部又有一个“四区一省(川东、川西、川南、川北四个省级区和西康省)合省”的情况,干部重新安排的数量大,矛盾比较多,所以就导致了干部任用中的一些易于被误解的事。这里我想就自己所知,谈这其中的几个问题。

  第一,关于四川合省时干部的任用。建国初期,许多省都经历过先建区行署后合省的情况,但很少有四川这样复杂的:1952年是第一次,由川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行署合并为一个“小四川”;第二次是1954年,是重庆市合入成为一个“中四川”;第三次是1956年,又将西康省合入,成了一个“大四川”。前两次调整时,省委班子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,1956年才第一次有地方代表大会选举的省委。所以这之前,作为川西书记的李井泉,并不能主宰人事。第一次合“小四川”时,李井泉当了一把手,所以川西的干部多一点,这在当时也属于正常。到第三次合省时,干部来源更多了,所以干部组成上非晋绥系统的比例就越来越高,像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出的省委书记处7人(李井泉、李大章、廖志高阎红彦、陈刚、许梦侠、阎秀峰)中,原来属于非晋绥系统的干部就有5人,除李井泉外,只有阎秀峰是晋绥来的干部,这也是上面安排的结果。所以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,并不能说是李井泉个人能起多大的作用。

  第二,关于“排斥二野干部”问题。上面讲到了四川合省过程的复杂性,而且最初是中央直接安排的,所以不能简单地讲用谁不用谁。如果硬要讲李井泉排斥二野干部,就应该在一些地方体现出来。这方面也不能说出多少实例,而一些相反的例子倒是不少。比如说,人们都知道的一个情况是,川西(晋绥干部居多)干部级别普遍都比川东(二野干部居多)低,这一点川西的干部就说跟李井泉吃亏了,这能说是李排斥二野干部吗?又比如说,李大章说他从川南(以二野干部为主的行署)只带来了一个许梦侠(原二野10军政治部主任),还被李井泉拉走了(第三次合省后,许先后任省委组织部长、秘书长、书记处书记),这反倒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李井泉并不是排斥二野干部。而李大章本人的任用,则是西南局的二把手——常务书记,这恐怕也不能说是“不重用”吧?再比如说,川东地区的重庆,其书记(非晋绥干部任白戈同志)是西南局书记,而川西地区的成都,其书记(来自晋绥的廖井丹同志),则只是省委书记处书记。如此等等,都不好说是二野受排斥吧?

  第三,关于排斥四川地下党问题。一种说法是,李井泉不信任四川地下党,他从外地带来的大批干部,把四川一直到乡一级的政权都接管了。四川地下党是我们党领导下一支坚强的力量,为全国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,牺牲了许多优秀同志,举世震惊的白公馆渣滓洞、十二桥大屠杀,就是四川地下党光辉业绩的写照。但历史地看,在四川地下党干部的任用中,确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。一是,四川是一个大省,长期处于统治之下,地下党人数不多,所以在建国初期大量地使用外来干部(直到区、乡级),应该说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,不仅四川如此,在其它国统区也是如此。二是,由于工作的特殊性,地下党同志中确实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。比如说,解放初期温江地区有一位出自地下党的负责同志,他的行为就十分地让同志们费解:一大早就去茶馆喝茶聊天,一搞就是一天,基本上就不工作,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“旧社会恶习”的东西,连我们当地区领导的都很奇怪,但又不好说。而下面的同志就有反映了,说别的领导干部都在紧张地工作,为什么他能这样?这还像的干部吗?群众影响很不好。对此,他本人则要求向上面反映,说只有周总理知道他的情况。后来说他是“特别党员”,并很快把他调离了。为了便于敌占区的工作,地下党还吸收了一些身份比较复杂的人,这在战争年代没什么,但解放以后这种情况就不好说了。所以查了一些人的情况,一些不适应的人做了处理,这不仅在地下党,就是在老区,如果背景复杂一些,也要清查和处理,这是那个敌我斗争严酷的年代不能不考虑的,所以恐怕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讲“不重用”吧。事实上,在许多情况下,地下党的干部在任用上其实是偏高的。一个例子是廖伯康同志,他是1945年入团、1947年入党的地下党干部,这要在晋绥,到文革前担任处级干部就算是很高的了,因为那时候的县处级干部大多数还是抗战时期的,像后来当过省政协副主席的辛文同志,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晋绥干部,能力很强,属于提拔比较快的,但文革前也就是省计委的一名处级干部,而廖60年代初期的职务,就是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,重庆市当时是副省级,廖这个职务相当于副地厅级,也就不低了。再如四川地下党的李培根同志,也是40年代初期入党的,文革前从团省委书记调涪陵地区任一把手,属于重用提拔的对象,当时四川地厅级干部大多数是三八式。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几个例子就说不重用四川地下党。

  (整理者注:仅仅凭几个事例就给李井泉下“重用谁”、“排斥谁”的结论,至少不那么全面。由于干部问题的敏感性,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影响了一些人对省委干部安排的看法,这其中甚至可能包括一些连李井泉自己都不了解的因素。比如说,由于种种原因,中央先后给四川派了许多“犯错误干部”,其中职务最高的就是彭德怀,还有安排到西南局的贵州的周林,安徽的曾希圣;另外还有邓华等等。如此大量地安排这类干部,无形中对四川造成了一个压力,对于干部管理比较小心,有时侯甚至偏于严厉,这很容易使领导严格多于温和,威多于恩,最后难免要在干部问题上得罪一些人。)

  以我个人的体会,李井泉同志的作风有时的确比较主观武断,容易引起反感得罪人,以致后来许多干部说他“霸道”。

  除了前面讲到他多次严厉批评我的那些事外,我第一次见到李(在晋绥边区一次行署合并),一见面,他就给了我一个“下马威”。对此,我在“文革”的检查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:

  ……一九四六年春季,我在二专署做专员,晋绥边区行署决定雁门行署与第二行署合并,成立中心专署。雁门行署派民政处长徐翔(许琦之)来专署办合并事宜。有一天,李井泉从北线下来(当时他兼晋北战役部队的兵团政委),到二分区司令部。司令部告诉我们之后,徐翔和我去看他。我们都只问候了一下,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批评了一顿。他从右玉到五寨,沿途看到雁门行署动员群众的大车和牲口,把左云的小麦和桌椅板凳往五寨运(整理者注:左云、右玉、五寨均为晋北县名)。他批评这个错误后就指责我们:“罚你们这些处长、专员老爷们半年不准吃白面。”我听了之后,内心很不满意。这个事情是雁北行署搞的,我根本不知道,你不把情况问清楚,就把我也批评了一顿,实在没有道理。第一次见面给我的影响很不好。

  这话虽然是“文革”中检查时写的,但至今我也不认为当时李井泉的做法就合情合理,不弄清楚情况就训了我们一顿,确实有些主观。

  但对于李井泉的主观武断作风,也不要说得那么绝对。有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。这件事,我在“文革”中的检查中也写过:

  我个人感觉,在一九五二年秋季四个川合省以后,至一九五六年夏季第一次省党代表大会以前,这三年当中,李井泉对温江地区的工作抓得比较紧,除叫我来省委汇报工作以外,他还亲自去过温江地委几次。一方面是温江距成都近,而且交通方便,一个新的精神要尽快下达时,就是开会传达,当天就可以下达到各县,第二天就可以下达到乡,第三天就可以和群众见面;另一方面,我们向省委的报告也比较多,工作情况、问题、经验反映也比较及时。李井泉想叫温江地区的工作走前一步,摸个底,发现些问题,总结点经验。一九五六年夏季一次党代表大会上,有的同志批评省委以温江地区的经验指导下面的工作不行,一则温江地区主要是平坝,在全省代表性不大,二则温江地区夏季晚,往往是“马后炮”。以后,李井泉就把重点转移到内江和南充等地,他再没有来温江地委,叫我去省委汇报工作的次数也少了。

  听了别人提意见就能够改正,这一点,恐怕现在的一些干部未必能做得好吧?现在某些领导同志讲起李井泉的“霸道作风”时,气那么大,但他们后来自己担任一把手以后,又做得怎么样呢?为什么现在下面的干部大多不敢(或者说不愿意)对上级提意见?——这是不是一种更“霸道”的作风呢?

  再有一点,四川干部级别普遍偏低(尤其是原来川西区的干部),也是李遭致普遍不满的原因。比如我吧,文革中说我是李的“心腹”,我自己都感到好笑。不说别的,李给了我这个“心腹”什么好处?我1954年定级时就是10级,几十年不变,后来因此给我的待遇问题也造成后患。还有我1952年任地委书记,直到1963年调到西南局,历时11年职务未变动过,到西南局也是只提职不提级。一些原来比我级别低、任用比我低的,后来都上去了。但李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对我一个人,像我这样职务级别的并不少,特别是晋绥来的,这也反映出李对晋绥干部要求比较严格。对此不是所有人都会想得通,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计较这种得失的思想越来越甚,当然就会从不满逐渐地变成一股怨气,李在四川台上时,人们不敢多说什么,而他一离去,像李井泉“把四川干部级别压得太低”、“李井泉自己是四级却压其他人的级别”等看法也就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了,加上前面说过的困难时期的问题,“宗派问题”,等等,也就对李有了“作风霸道”这类的看法。我想,这可能是李井泉同志招致普遍埋怨的重要因素之一吧?

  总而言之,对于李井泉同志如何评价,不是一个简单的事。不能说他没有缺点错误,有些错误甚至还是比较大的,例如对于“放卫星”开始的过热;但也不能说他的错误大得不得了,大到了罪不容赦的程度,一无是处,四川有些大的工作失误责任不全在他,而且他也还是做了一些正确的决定,例如困难时期四川多调粮食的问题;更重要的是,在李井泉同志身上所发生的种种这样那样的事件,很多还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,要全面地去观察,而不要单凭一时一事,就把李井泉同志个人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。就此而言,同志说的“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”,恐怕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
  整理者后记:宋文彬是一个不大愿意去评价别人的人,所以他对李井泉的评价也极其有限。从宋有限的所言所论进一步分析,李似乎是一个自身的毛病“正好撞到了枪口”上的人:他的作风比较主观武断,如果放在一个干部队伍相对简单的地区,可能就没有那么麻烦,但在干部队伍“四合一”(注意到晋绥、二野、四川地下党这几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渊源,而支援三线的干部更是“一盘散沙”)的四川,就会不是招致这方面的不满,就是引来那方面的怨言;如果把他放在一个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业省,主观武断得罪的人也会有限,而四川不仅仅是农业大省,而且是国家的重要三线后方基地,人事关系复杂了许多,李的“霸道”,就会使方方面面的人有不同看法,很难一致。但是反过来想,正因为关系、矛盾比较复杂,有一个敢于决断的人,可能解决矛盾也会快一些。——但如果是这样,照样还是要得罪人。